第二百八十三章 逃港风潮
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注意到了中苏之间的变化,他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:“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,就象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,屹立在边境之外,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果倒向他们,那将会为他们在马来亚、泰国、老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,而且,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,即东南亚的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的手中。”
自从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,将“大规模报复战略”改为“灵活反应战略”,便要求部下研究毛zd的著作,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,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。他曾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,毛zd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,多么巧妙。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。
两越战争虽然告一段落,但美国依然担心东南亚局势的安全,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在支持马共、缅共、越共等组织,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。而越南王国和柬埔寨、老挝则处于当其冲的第一线,南洋联邦作为东南亚稳定的柱石地位更加突出出来。
美国在派出地面部队的决策上一贯谨慎,相对于美国兵的生命,他们更喜欢出钱出装备。这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南洋联邦的一些要求,包括一些关键军工技术的转让和买卖。当然,南洋联邦作为亚共体最有实力的国家,也承诺将负担起成员国的安全。
而在一九六二年,南洋联邦和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意外的坎坷,这使美国暗自欣喜,对于南洋联邦同中国的贸易,以及南洋联邦承认中国,美国一直心怀不满,只是要依靠南洋联邦,又怕逼迫使得南洋联邦向“错误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才没有作。现在,中、南两国爆了纠纷和争吵,自然顺了美国人的心思。
南洋联邦与中国的贸易打着民间交往的旗号,一直进行得很平稳,而在香港则设有一个大机构,其实质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办事处。而中南两国的纠纷就是这个办事处向上汇报的“逃港”风潮所引起的。
进入60年代以后,中国的“大跃进”恶果全面迸。(!赢话费)当时,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,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。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,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,写上姓,通过邮局寄回大陆。然而,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,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,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。人们没有饭吃,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。
更为重要的是,港英政府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(俗称“抵垒政策”)。新政策规定,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,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香港身份证。这样的做法,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,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“合法”身份。
而一九六二年的“逃港”,主要生在那年的五月份以后,因此,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“五月大逃亡”冠之。据记载,单是在五月十六日那天,便有五千多人,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。
当时,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公路上,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,如同浩浩荡荡的“南下大军”一般,奔向边境线。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,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、惠阳、东莞、南海、台山等地,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,籍贯遍及十二个省区。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,是“逃港”的必经之路,因此在那段时间里,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。同时,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。面对封锁,这些偷渡者自组织起来,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,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,肩并着肩,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。
除了陆路,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。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四公里的蛇口,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,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,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下水。当时,中英两国以水为界,不论潮涨潮退,只要一下水,就出了中方地界,无权再管。
而与此同时,由于香港的大街小巷“偷渡客”陡然增加,给当地治安带来诸多问题,使得港英当局也不得不改变政策,严阵以待。警方出动大量警力,二十四小时巡逻,刻意加强了对无证人员的盘查,并准备将大量偷渡者遣返。
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,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。深山老林中,人迹罕至,难得看到几户人家。
然而,在1962年的5月,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,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,立刻沸腾起来。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,前后人数大约有三万。
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,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。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,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,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。
逃港者集中在华山,还有一个目的: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,相互照应,就是香港警察来了,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,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。
的确,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,感到十分棘手。先,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,警力显然不足。其次,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,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,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。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、朋友在香港。稍稍处理不当,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。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。
据当时香港传媒的统计,以一人牵动十个香港的亲人、同乡、同学、朋友计算,华山的三万人就等于牵动着三十万香港市民的心。也就是说,大约每十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,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、同乡、朋友的处境担忧。
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,他们通过记者,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。《星岛日报》刊登了《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》一文,列下了一百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,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。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,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,人人都在呼喊:“火抢救华山上的亲人”!
当数千名军警被迅调到华山,准备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时,消息传来,工人放下铁钳,老板关掉店门,菜农扔掉箩筐……他们赶去华山,去救自己的亲人!据统计,自五月十五日开始,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,带着食品、饮水赶到了华山,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“对抗”!
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,香港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。接走、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。据事后估计,华山上的越境者,大约有五成以上,在市民们的帮助下,最后得以进入市区。当然,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“抓捕不力”不无关系。
五月二十一日,港督训词切峻地下了严令,两小时后,在“不行动者作抗命论”的指令下,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,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。一声声呼号、哭泣再次撕裂华山……
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不是,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。其时,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。看见亲人上车,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、叫喊声。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,形成一条条长龙,追向边境的集中营。
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,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,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,然后等第二天天亮,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。夜晚,在集中营的外面,公路上、山边上,密密麻麻,到处坐着翘以盼的香港市民,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、同乡、朋友……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。
夜晚,星星依旧闪烁,树叶依旧沙沙,墙外人望墙内人,墙内人望墙外人,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。市内,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,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。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,坐在收音机、电视机旁,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的命运。
而就在这天晚上,要上床休息的港督接到了一份英国伦敦的紧急电报,电报内容令他吃了一惊,“停止强行遣返,相已与南洋联邦总统蹉商完毕,由南洋联邦全部接收偷渡者,船只已在驶港途中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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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,将“大规模报复战略”改为“灵活反应战略”,便要求部下研究毛zd的著作,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,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。他曾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,毛zd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,多么巧妙。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。
两越战争虽然告一段落,但美国依然担心东南亚局势的安全,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在支持马共、缅共、越共等组织,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。而越南王国和柬埔寨、老挝则处于当其冲的第一线,南洋联邦作为东南亚稳定的柱石地位更加突出出来。
美国在派出地面部队的决策上一贯谨慎,相对于美国兵的生命,他们更喜欢出钱出装备。这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南洋联邦的一些要求,包括一些关键军工技术的转让和买卖。当然,南洋联邦作为亚共体最有实力的国家,也承诺将负担起成员国的安全。
而在一九六二年,南洋联邦和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意外的坎坷,这使美国暗自欣喜,对于南洋联邦同中国的贸易,以及南洋联邦承认中国,美国一直心怀不满,只是要依靠南洋联邦,又怕逼迫使得南洋联邦向“错误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才没有作。现在,中、南两国爆了纠纷和争吵,自然顺了美国人的心思。
南洋联邦与中国的贸易打着民间交往的旗号,一直进行得很平稳,而在香港则设有一个大机构,其实质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办事处。而中南两国的纠纷就是这个办事处向上汇报的“逃港”风潮所引起的。
进入60年代以后,中国的“大跃进”恶果全面迸。(!赢话费)当时,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,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。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,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,写上姓,通过邮局寄回大陆。然而,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,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,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。人们没有饭吃,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。
更为重要的是,港英政府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(俗称“抵垒政策”)。新政策规定,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,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香港身份证。这样的做法,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,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“合法”身份。
而一九六二年的“逃港”,主要生在那年的五月份以后,因此,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“五月大逃亡”冠之。据记载,单是在五月十六日那天,便有五千多人,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。
当时,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公路上,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,如同浩浩荡荡的“南下大军”一般,奔向边境线。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,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、惠阳、东莞、南海、台山等地,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,籍贯遍及十二个省区。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,是“逃港”的必经之路,因此在那段时间里,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。同时,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。面对封锁,这些偷渡者自组织起来,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,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,肩并着肩,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。
除了陆路,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。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四公里的蛇口,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,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,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下水。当时,中英两国以水为界,不论潮涨潮退,只要一下水,就出了中方地界,无权再管。
而与此同时,由于香港的大街小巷“偷渡客”陡然增加,给当地治安带来诸多问题,使得港英当局也不得不改变政策,严阵以待。警方出动大量警力,二十四小时巡逻,刻意加强了对无证人员的盘查,并准备将大量偷渡者遣返。
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,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。深山老林中,人迹罕至,难得看到几户人家。
然而,在1962年的5月,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,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,立刻沸腾起来。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,前后人数大约有三万。
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,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。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,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,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。
逃港者集中在华山,还有一个目的: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,相互照应,就是香港警察来了,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,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。
的确,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,感到十分棘手。先,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,警力显然不足。其次,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,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,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。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、朋友在香港。稍稍处理不当,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。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。
据当时香港传媒的统计,以一人牵动十个香港的亲人、同乡、同学、朋友计算,华山的三万人就等于牵动着三十万香港市民的心。也就是说,大约每十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,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、同乡、朋友的处境担忧。
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,他们通过记者,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。《星岛日报》刊登了《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》一文,列下了一百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,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。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,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,人人都在呼喊:“火抢救华山上的亲人”!
当数千名军警被迅调到华山,准备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时,消息传来,工人放下铁钳,老板关掉店门,菜农扔掉箩筐……他们赶去华山,去救自己的亲人!据统计,自五月十五日开始,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,带着食品、饮水赶到了华山,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“对抗”!
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,香港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。接走、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。据事后估计,华山上的越境者,大约有五成以上,在市民们的帮助下,最后得以进入市区。当然,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“抓捕不力”不无关系。
五月二十一日,港督训词切峻地下了严令,两小时后,在“不行动者作抗命论”的指令下,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,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。一声声呼号、哭泣再次撕裂华山……
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不是,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。其时,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。看见亲人上车,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、叫喊声。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,形成一条条长龙,追向边境的集中营。
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,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,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,然后等第二天天亮,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。夜晚,在集中营的外面,公路上、山边上,密密麻麻,到处坐着翘以盼的香港市民,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、同乡、朋友……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。
夜晚,星星依旧闪烁,树叶依旧沙沙,墙外人望墙内人,墙内人望墙外人,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。市内,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,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。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,坐在收音机、电视机旁,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的命运。
而就在这天晚上,要上床休息的港督接到了一份英国伦敦的紧急电报,电报内容令他吃了一惊,“停止强行遣返,相已与南洋联邦总统蹉商完毕,由南洋联邦全部接收偷渡者,船只已在驶港途中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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